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动力。只有深入理解其内涵与特征，把握其发展趋势与底层逻辑，构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逻辑不同，会改变传统的就业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数字化并非工业化的简单延续或扩展，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内在逻辑存在显著差异。

如今，我们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将主要源自数字经济，而传统工业及新型工业化则需进一步转型升级，以巩固并拓展其基础性作用。正如农业之于工业不可或缺，工业之于数字经济亦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在工业社会中，所有权被视为核心基础，交易的实质是所有权的转移。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所有权的重要性逐渐淡化，使用权与收益权则日益凸显。

数据作为要素的新特性决定了其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所有权模式，因此，我们需转变思维，认识到数据交易更多涉及的是收益权的分割与使用权的共享，而非所有权转移。这一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也对资源配置与就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其独特的共享性特征，能够无数次复制而不减损其价值，这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截然不同。传统生产要素在某一时刻只能由单一主体使用，其使用量与可用性随使用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相比之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则越是使用反而越多，在共享性中不断自动扩展。

数字经济作为未来经济的主导形态，深刻改变了就业形态与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而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已超越物理时空的限制，依托于平台的就业模式使得就业形态更加灵活多样。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也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演变，如劳资关系、所有制关系。同时，资源配置也逐步进入虚拟空间，扩展了物理时空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此外，数字经济还促进了产业融合，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交织，边界渐渐消失，传统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界限变得模糊。消费者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现象日益普遍，如个性化定制等进一步超越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

在传统工业经济框架内难以实现的场景，在数字经济时代却成为可能，一个显著例证便是小微企业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普遍化。

回溯历史，经济组织的形态历经变迁，从农业时代的家庭为基础，到工业时代的企业与公司，再到如今平台化的经济组织方式。

平台企业的行为模式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再用过去工业市场经济的框架去认识数字经济。例如对于定价歧视、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问题，若简单类比或套用传统逻辑进行判断，不仅难以准确捕捉其本质，更可能阻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构建新的规则和新的监管方式，确保数字经济与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

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允许后发国家通过补课实现追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补课便是明证，且成效显著。然而，数字经济的特性则截然不同，一旦滞后便难以弥补。

其根源在于，平台企业往往能够构建出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呈现着“加速度”的特征，正如“摩尔定律”所揭示的，后进者往往面临难以逾越的鸿沟、难以追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代差一旦产生，追赶难度陡升。因为其进步不仅依赖于实验室的研发，更需依托开放的数据环境、充足的人才资源及先进的硬件支持等多方面因素。

国家的综合实力最终体现在以持续创新为支撑的产业产品、商业模式及生态系统的竞争力上。在数字化时代，缺乏生态支撑的技术即便再先进，也难以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新质生产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对数字经济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应重新审视并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